给科研项目经费“松绑”的呼声由来已久。前不久，在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这一呼声得到回应——“进一步提高基础研究项目间接经费占比，开展项目经费使用‘包干制’改革试点，不设科目比例限制，由科研团队自主决定使用。”

如何既让科研人员从繁琐的报销手续中解放出来，又防止科研经费滥用，再一次成为参加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们热议的话题。

对于这一新政，代表委员们分析，可以理解为未来国家只管预算总规模，而将各科目预算的调剂权下放给科技人员。

科技部部长王志刚则给出了更权威的定性。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新闻中心举办的新闻发布会时，王志刚表示，科研的不确定性和未知性，与预算要求的具体化，两者之间的矛盾长期存在。“包干制”的改革以信任为前提，但同时也需要和“放管服”结合，“信任越大，责任也越大”。

新政充分体现国家对科研人员的尊重与信任

在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大学党委书记李家俊看来，新政充分体现了国家对科研人员的尊重与信任，“是为创新减负，赋予创新团队和领军人才更大的人财物支配权和技术路线决策权”。

对科研人员来讲，这也是一种更大的责任。“科研活动本身具有不确定性的特点，比如一些基础研究领域，项目开始之前，就要预测未来一段时间所有的科研活动，确实是比较困难的。”李家俊认为，科研经费“包干制”，可以加强科研经费管理使用的统筹，提高科研经费的使用效率和效益，支持科研人员将更多精力聚焦在创新上。

这也是全国政协委员、航空工业制造院院长李志强一直关注的问题。去年李志强在提案中建议，一方面要提高基础科研类科研项目间接费用的比例，另一方面要取消科目比例的限制，“让打酱油的钱可以买醋”。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党组书记王秦介绍，科研项目预算分为10多个大类、50多个小类，“花钱之前，你要先测算到每一个小类，具体到买几个烧杯、每个烧杯多少钱，预算全都要清清楚楚。”王秦说：“过去管得太死了，重重审核，变更预算还要打报告。”

王秦说，这样造成的后果之一就是，过去很多科研人员的精力都扑在做报表、做账上，而财务管理本身就不是科研人员的强项，结果，很多科研人员对科研经费使用“摸不着头脑”。

科研经费的“包干制”此前在江苏已有类似尝试。王秦介绍，“江苏科技改革30条”即与之类似，去年开始已经在13个设区市试点推开。

在2018年召开的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不能让繁文缛节把科学家的手脚捆死了，不能让无穷的报表和审批把科学家的精力耽误了!”2018年7月，国务院印发《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若干措施的通知》。今年1月，科技部、财政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优化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和资金管理的通知》，进一步明确整合精简各类报表、减少信息填报和材料报送、精简过程检查等多项措施，减轻科研人员负担。

令李志强欣喜的是，自己的建议在报告中得到肯定。他认为，这些都将极大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有利于鼓励更多年轻人愿意投身科研。李志强期待下一步各部门制定更详细的具体办法和措施。

科研经费要“放”也要“管”

科研经费到底该怎么花?在全国政协医卫界别的联组讨论中引发了一轮又一轮热议。

“做实验报的是买冰箱，结果我买了液氮，起的是同样的作用，人家说这算是挪用公款。”一位委员建议，可以建立科研经费负面清单，比如，科研经费不准用于吃喝，已有的设备不准再买。

同时，这位委员建议对科研成果的评价应以终端评价为主，设立专门部门，对科研人员过去10年、20年的成果进行评估。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认为更重要的是要加强监管，加强法治。“都说要尊重和信任专家和科研人员，我认为不能靠信任某个人，而是要依靠机制和制度来规范”。

这个观点也得到不少代表委员的认同。“报告里明确讲了，提高‘基础研究项目间接经费’占比，这笔经费中的少部分是可以作为科研人员绩效支出的。但直接经费，还是应该有适当的监管。”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东理工大学副校长钱锋介绍，目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基础研究项目的间接费用占比为20%，国家级其他一些科研项目经费的间接费用占比达不到这个比例，“这笔钱占比能提高，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的绩效就有了提高”。

钱锋指出，即便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科研经费也有严格的管理机制。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万钢曾在德国读书，他以德国的科研经费管理模式为例，德国的教授实行年薪制固定收入，科研经费全部用于科研及参与者劳务等支出。

万钢认为，国家对各种经费的管理越来越规范，“以我的经验，一笔经费到了，每年3月、6月、9月都会有不同方面的检查，第二年年初还会有一轮巡视。有的人说不要那么繁琐的评价，但我认为，没有这种制度化的评价安排，你就没有依据说这钱是否花到位了。”万钢说，科研人员收入的提高，最终要靠制度来进行安排，不能依靠“科研经费”。

“包干并不意味着科研活动不需要监管。”李家俊说，有“放”，就必然有与之相配套的“管”，要设立相应的“负面清单”或“红线”，“这将会是一个制度体系的探索，最终达到提高科研效率、提高创新能力的目的”。

首批已遴选出60多家试点单位

“越是有创新的东西，不确定性越强，能不能对这种探索的风险给予更高的包容和支持?”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中心主任王宁利认为，目前有关部门对自由探索类科研项目的支持相对较弱。

王宁利建议，量体裁衣地给这类自由探索类课题和项目的论证一套制度安排，“比如可以采取自由申报、专家认证的方式。”他认为，那些对某一领域有非常浓厚兴趣的专家，很可能通过自由探索，在原始创新方面有所突破，“目的就是让科学的火花真正能够燃烧起来，最终成为火炬。”

科研管理本身就是科学。王宁利同时期待，把科研管理创新当成一项专门的科研项目纳入国家科研计划中去。通过科研管理机制变革使科技创新的动能得到非常好的释放，又能让投入的科研经费能够效果最大化。

“对中国科技界来讲，基础研究的能力和产出是我们的一个短板。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促使我们必须把基础研究作为一个重点，在整个科技创新的总布局中要着重布局。”王志刚透露，科技部首先会在基础研究领域做一些尝试，目前已经选了60多家单位，在基础研究定额补助项目等方面进行试点。他介绍，在试点过程中，要看被选的试点单位过去是不是确实在科研管理方面很规范、在科研成效方面很显著，科研队伍特别是带头人是不是专注搞科研，并且是否有科学精神、科研操守，良好的口碑。

王志刚介绍，试点将按照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要求做方案，并且征求科技界的意见，最后形成一个试点方案。在试点中把它不断推进、不断完善，最后变成一种新的科研经费和项目的管理方式，通过改革来激发创新主体——科研人员有更大的积极性，有更大的自由度，有更多的获得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