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财经》记者 江玮 编辑 | 郝洲

地缘政治对全球价值链造成了影响，但全球价值链面临的根本压力在于效率收益。从长期的角度看，效率收益将发挥重要作用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埃里克·伯格洛夫（Erik Berglof）

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使全球供应链陷入混乱局面，港口拥堵、航运价格上涨，一些企业因为生产线所在地的封锁政策而不得不重新考虑生产地点。疫情之外，在过去几年出现的贸易紧张形势和地缘政治因素也使全球价值链的发展陷入更深的困境。

在近日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埃里克·伯格洛夫（Erik Berglof）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尽管世界各国已经逐步开放，但开放的步伐和程度有所不同，且时常出现反复，这使得人们开始重新考虑如何组织全球价值链。但他同时指出，全球价值链是由效率驱动的，终将实现复苏。

伯格洛夫2020年秋天来到北京，成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第一任首席经济学家。在加入亚投行之前，他是伦敦政治与经济学院的教授，也曾在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担任首席经济学家。

在伯格洛夫看来，全球价值链已经成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杠杆，帮助它们融入全球生产和创新。在气候变化和全球经济迈向净零排放的背景下，虽然全球价值链面临重大挑战，但它将为实现净零跃迁创造机会。

2021年10月，亚投行发布了《2021年亚洲基础设施融资报告》。今年报告的主题为全球价值链，聚焦亚洲经济体如何将全球价值链融入各自的增长模式。报告认为全球价值链表现出的韧性将有助于减少疫情带来的冲击，并对疫情过后的复苏作出贡献。

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分化加深

《财经》：随着世界逐渐从新冠肺炎疫情中恢复，你如何预测明年的经济前景？

伯格洛夫：一个主要的特征是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分化。部分原因是因为疫苗普及程度的不同，还因为应对疫情的能力差别。分化是最显著的特征，这种分化也出现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内部。

新冠病毒出现了很多变异，一些国家实现了疫苗的高接种率，一些国家则未能实现。现在又出现了新的变异毒株，我们将看到很多新兴经济体面临新一波的疫情，它们因为缺乏足够的疫苗而未能阻止新的变异毒株传播。

另一个令人不安的现象则是全球价值链遭到破坏。这部分是由于疫情造成的，但并非全部，另一部分原因则是出于现有的韧性还不足以应对任何类型的冲击。这对经济造成了很多压力，比如通胀。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这种情况会持续多久。即使这些是暂时的，当所有因素叠加在一起，就可能会造成分化的结果，生产系统也会由此产生混乱。

《财经》：所以新冠肺炎疫情加深了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鸿沟？

伯格洛夫：是的，不仅是在国家之间，也在国家内部。有些地方的人可以更容易进行远程工作，但一些地区或者国家因为缺乏同等程度的宽带覆盖，人们无法展开远程工作。即使复苏也存在风险，新出现的变异毒株让人对经济增长感到忧虑。我认为增长会是强劲的，但不会如人们预期的那样。

《财经》：你认为全球经济需要多久才能从新冠肺炎疫情中恢复？

伯格洛夫：不同国家情况各异。大部分发达经济体将恢复至疫情前的增长速度，疫情不会留下太多后遗症。但对于新兴国家将会有更大的挑战，因为它们部分可能缺少疫苗，或者缺乏刺激经济的动力。

增长将会恢复，但发达国家将比发展中国家恢复得更快、更好。这是我担心的。尤其是我们现在面临新的变异毒株，尽管有些发展中国家采取了很多措施，不仅是医学方面也从财政刺激方面，但这些举措在当下可能还不足以应对疫情的冲击。希望疫情能逐渐消退，从大流行变成地方性流行病，再渐渐消失。

《财经》：像亚投行这样的多边机构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什么作用？

伯格洛夫：现在我们能做的最有益的举措可能就是为疫苗的推广提供融资。我们也确实在这个领域作了很多努力，帮助我们有需要的成员进行疫苗融资。

在疫情之前，我们在医疗卫生领域的投资有限。疫情出现之后我们展开了很多这一领域的项目。我们已经成立了一个社会基础设施投资局，主要聚焦于医疗卫生领域的相关项目。疫情之初，亚投行成立了总规模为130亿美元的"新冠疫情危机恢复基金"，用以帮助我们的成员缓解疫情对它们经济、金融系统和公共医疗等方面的冲击。我们会寻找每个机会，看我们如何在已有项目的基础之上做得更多，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下一次大流行。未来可能还会有更多大流行发生，我们需要找到方法以更好地应对这些。

同时还有气候变化和疫情应对之间的关系。我们需要关注这些，这样才能帮助国家走出困境，提高标准，并确保我们投资在了对它们而言是最新和最恰当的技术。

在所有的国际谈判、讨论和治理中，我发现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多边开发银行被赋予发挥更大作用的期待。在疫情或者气候变化领域，无论是减缓还是适应方面，多边开发银行都被赋予更重要的角色。作为一家多边开发机构，亚投行将继续为"面向未来的基础设施"提供融资，为促进亚洲和世界经济的绿色复苏和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全球价值链由效率驱动

《财经》：你提到疫情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新冠肺炎疫情是否会成为全球价值链的转折点，就像2008年的金融危机？

伯格洛夫：首先，我认为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全球价值链不是变得不再重要，它只是进入了稳定状态。我们通常用全球价值链占整体出口的份额来衡量，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期，全球价值链占整体出口的份额实现了非常高的增长。金融危机之后，它们占全球总体出口的份额开始趋于平稳。但出口在疫情之前仍然强势增长，因此全球价值链也在持续扩张。

有时候一些人对全球金融危机对于全球价值链的影响想得过于悲观了。金融危机之后，最显著的变化是全球价值链从发达经济体转向新兴经济体。不仅是中国，还有很多国家都加入到了这个价值链之中。这也是为何全球价值链如此重要，它已经成为很多新兴经济体的杠杆，发展中国家得以加入全球生产，实现经济升级。

这也是我们为何担心疫情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或者潜在影响。有几件比较显著的事情，一是全球价值链在经历最初因为疫情的封锁之后恢复得很快，只用了几个月就实现了复苏。但我们也看到这一系统面临的压力，因为航运成本的上升，缺乏集装箱等。现在世界各国虽然已经逐步开放，但开放的步伐和程度有所不同，时常出现反复，这对全球价值链都具有非常大的破坏性。

这使得人们开始重新考虑如何组织全球价值链，是否需要多个供应商，择近而非远等。我认为全球价值链是由效率驱动的，它们基于非常具体的关系。为了使全球价值链整个链条上的信息流动起来，我们需要信任彼此，需要发展关系，使信息在这些组织中传递。全球价值链通过这些关系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因此很难改变。

我们看到的是两件事情，一方面是现有的一些挑战，另一方面是全球价值链的高效，所以它既有优势也有弱点。我认为全球价值链会实现复苏。在福岛地震、中国台湾地震和泰国水灾之后，全球价值链都迅速实现了复苏。

因此，问题在于疫情给全球价值链造成的干扰太多了，如果持续时间太长，将增加复苏的难度。但历史表明复苏还是会到来。然而这么多不同产业，汽车、半导体等等，疫情对这些产业的影响将如何叠加产生相互影响？我们对这个问题的了解还不够。

《财经》：受到封锁政策的影响，一些企业不得不重新考虑选择去哪里生产，一些曾经从中国迁到东南亚的制造业工厂如今又重新回到中国。我们会看到全球价值链在未来几年发生重大变化吗？

伯格洛夫：会有变化但规模不会很大。我们需要观望，毕竟这个系统在过去100年没有经历过这种类型的冲击。

我们会看到一些曾经从中国搬到越南的企业现在又搬回来。这些都是暂时的，一旦疫情得到控制，它们可能还会搬回越南。这是我的观点，但我也不排除这些事情会影响到决策者。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人们开始为可能出现的金融危机做好准备，一些组织改变了它们的行事方式，更多地关注信用风险评估。

我们会看到全球价值链也发生同样的变化，在开始发展一段供应关系时，人们会考虑得更多，诸如我们是否应该有两个供应商之类。因为效率的压力是非常强烈的。

《财经》：诸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这样的贸易协定会对全球价值链的改善发挥作用吗？

伯格洛夫：首先RCEP的生效是一个受到欢迎的进展，能够在这样一个时刻达成是了不起的事情，尤其考虑到政治因素导致的紧张态势。但我不认为RCEP和全球价值链有太多关联，全球价值链是发生在产业内部，而RCEP则更关乎传统的贸易和制造业，如今的全球价值链更多是关于信息、服务业和标准等。

我认为将对全球价值链带来更多影响的是《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这个巨型贸易协定充满雄心，设置了更高标准，将成为一个规则改变者。如果中国能够加入，我也非常希望中国可以加入，这将有益于中国和世界。

与RCEP相比，CPTPP聚焦的事物不同。RCEP聚焦的是边境发生的事情，CPTPP则关注边境内部的事务，比如规则、共同的标准、信息流动的协议。

创造脱碳的良性循环

《财经》：亚投行最新发布的《2021年亚洲基础设施融资报告》显示，全球价值链为实现净零跃迁提供了机会。这会以何种形式发生？

伯格洛夫：全球价值链很大程度上是被领军企业的能力驱动的，它们为整个价值链设定了标准。当我们尝试执行净零跃迁的举措时，它们可以发挥很大作用。对于《巴黎协定》中提出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我们没有太多措施可以保证每个国家都去执行，因此我们需要同侪压力，在格拉斯哥我们看到很多这方面的例子。这是一件好事，但这一机制也有它的脆弱性。

对于全球价值链和领军企业来说，我们有更强大的执行工具，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考虑到这些公司都面临寻找脱碳机会的压力，那些想要争取或者留住这些公司的国家将不得不更注重绿色转型，由此会提出相关倡议或者激励方案。

我曾和一些阿拉伯国家的相关代表有过交流。有很长一段时间，这些国家都在试图吸引高科技投资，虽然其间有一些成功的个案，但总体上不太成功。直到最近，因为这些国家拥有大量可再生资源，太阳能或者风能，这些是它们可以提供给企业的。

中国的云南吸引了很多铝生产商，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价格，还因为中国在迈向净零过程中产生的绿色能源。这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每个公司都需要为自己的碳足迹负责。这为国家创造了机会，通过参与全球生产减少碳排放。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事情，将两者结合起来可以创造一个脱碳的良性循环。

或许我应该在谈论机会之前谈一下全球价值链面临的挑战。

我认为气候变化对全球价值链带来的挑战要大于疫情对全球价值链引发的挑战。一方面我们面临各种挑战，但同时也有很多机会。我们可以利用这些压力使价值链作出调整。压力不仅来自当局，也来自公民社会、股东和贷方。银行面临压力，需要宣告资产中面临的气候风险，然后银行又把这些压力转移给了向它借钱的公司。

这对于像亚投行这样的多边开发机构其实是一个机会，我们可以和这些银行合作，事实上我们已经在与中国的一些银行合作。我们还可以和政府合作，帮助它们实现如何使基础设施变得更加绿色。

《财经》：随着脱碳进程的推进，各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是否也会发生变化？

伯格洛夫：有两件事情很重要，一是在运输商品时产生的碳足迹，这会带来一些压力，但与全球价值链生产环节产生的碳足迹比较，这只是一小部分。

我来自瑞典，我所在的城市本来是一个有点像中国偏远省份的地方，突然得到了很多投资，因为那里有丰富的水力资源。

这些投资创造了数以千计的就业机会，这一地区本来认为他们没有机会可以发展到和瑞典其他地方同等的发展程度。因此这带来了很多改变，也会影响到如何选择生产地点和生产类型。

《财经》：除了疫情的影响，贸易紧张局面也使得全球价值链面临很多挑战，但你依然对全球价值链的前景充满信心，为什么？

伯格洛夫：贸易紧张局面的确存在，它对一些高科技产品造成很大冲击。我们不应忽视这些贸易摩擦，但同时我们又看到RCEP和CPTPP的推进，这些都是正在发生的积极进展。

是的，地缘政治对全球价值链造成了影响，但全球价值链面临的根本压力在于效率收益。一些公司会因为贸易紧张局势选择单一供应商或者选择不与一些国家打交道，但这是与效率收益相悖的。而我相信从长期的角度看，效率收益将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