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保费规模已是世界第二，但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仍须提高，险种的针对性和多样性不够。” 近日，人民银行党委书记、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2021年金融街(5.920, -0.04, -0.67%)论坛发言时谈到。

这番话的背后，隐藏着我国巨灾险体系迟迟未能完善的隐忧。

根据公开数据显示，2021年7月河南特大暴雨洪灾中，保险业承担损失比例达到10%，较2020年应对长江流域洪水灾害时的7.8%有明显提升。同年10月“十年九旱”的山西迎来了一场五十年不遇的暴雨，赔付数据仍未出炉，但据业内人士预估不会超过河南暴雨。以及，近日被密切关注的台风灾害，给南部地区会带来多少损失，也无法预计。

与国际上成熟保险市场相比，我国自然灾害中保险赔付率仍有很大差距。根据瑞士再保险公司数据，在近年来全球重大自然灾害与人为灾难的损失补偿构成中，来自保险业损失补偿的平均占比超过了30%，而在北美地区，这一占比超过了50%。

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而农村地区基础设施较城市薄弱，抗灾抗损能力也更为脆弱。以本次山西暴雨灾害为例，对于山西北部，尤其是城市居民来说，强降雨是“天气”，而在山西南部，尤其是南部农村地区，强降雨给当地居民带来的印象则可以真正称为“灾害”。

国家应急管理部2021年10月10日披露数据称，今年前三季度，各种自然灾害共造成9494万人次受灾，792人死亡失踪，526.2万人次紧急转移安置；15.7万间房屋倒塌，175.1万间不同程度损坏；农作物受灾面积10583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2864亿元。

灾害过后，救灾以及重建将成为受灾地区政府的主要工作，然而救灾及灾后重建的钱从哪来，则是政府和受灾民众都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发布的“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发展巨灾保险，提高防灾、减灾、抗灾、救灾能力”。 当下，我国巨灾保险以地震为主要灾因，亟待将台风、洪水、干旱等纳入覆盖范围。但面对各类自然灾害对经济和民生带来的压力，巨灾保险体系或是切实可行的“破局”之道。

杯水车薪，农田只“保成本”

在今年数次自然灾害中，保险业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社会稳定器”的价值。

据河南政府8月2日披露数据，河南暴雨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达1142.69亿；而据银保监会9月7日答记者问公布的数据，保险业初步估损达124.04亿，整体赔付率在10%左右，与往次灾害2%-5%的赔付率相比，河南暴雨中保险业赔付率有显著提高。

然而，这样的比例，对于受损的民众，尤其是农民来说，依然显得十分不足。

10月14日，国寿财险河津市支公司总经理郭辉带领手下查勘员来到辖区内一处玉米农场进行查勘定损，由于积水太深，人员无法下地勘察定损。但即使能顺利定损，农民获得的补偿也十分有限。

某险企山西分公司负责人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目前承保农险绝大部分是政策性的成本保险。所谓成本保险，即只保障因自然灾害等风险造成损失产量的物化成本，包括成产过程中投入的化肥、地膜、种子等成本。

根据国寿财险披露的农险条款，青储玉米每亩保险金额720元/亩，谷子600元/亩，小杂粮200元/亩。与遇到灾害农民损失的收入相比，保险赔偿“杯水车薪”。

而另一种可能的模式被称为“收入保险”，是以农场的单品或综合收入作为参考保障水平，由农户选择特定的目标收入进行保障。当农户因自然灾害或市场价格下降导致实际收入低于预期收入时，由保险公司按照差额进行赔偿。

收入保险相较于成本保险能更好的保障农民的利益，某险企战略规划部负责人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收入保险是目前国内农业保险的重要发展方向，小麦、水稻和玉米三大主粮作物的收入保险，在中央财政支持下，今年来开始在十三个产粮大省进行推广。

但采访中该负责人同时表示，收入保险推广也需要再保险体系和财政兜底支持。“保障水平提高的情况下，一旦发生巨灾大面积损失时，保险业难以独自承担，还是需要全面的财政支持和融资准备。”

“多元化的巨灾保险机制和风险区划机制还有待完善，尤其是巨灾体系的建设和提高保障水平需要同步筹划和协同推进。”上述险企负责人表示，“当前良好的消息是，国家成立中国农业再保险公司，从顶层设计层面实施巨灾科学管理的方向已经明确。”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保险系教授庹国柱也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我国目前还不具备大规模发展农业收入保险的条件。”

在庹国柱看来，广泛推行农业收入保险，特别是农作物收入保险，需要两个方面关键数据，即产量数据和价格数据。如何获得准确的产量数据，农户那里的准确产量数据，目前还很难获得。更何况费率精算需要较长期间的历史数据。另外，精算费率需要使用的价格如何确定，也是一个大问题。美日等国都是参考期货市场的价格数据，我国的期货市场数据质量目前来看，还难以适应需要。

除上述原因外，收入保险的保险费率较传统的产量保险要高一些，也会限制收入保险的发展。“这涉及财政预算的增加和投保农户预算的增加，两方的承受能力还需要慎重研究。”庹国柱同时谈到。

供求失衡，家财险几乎是“空白”

农险面临的问题是“保障不足”，房屋保险则面临“无人问津”的窘境。

山西暴雨灾害中，居民房屋尤其是农屋损失巨大。据山西省政府10月22日新闻发布会数据，根据各级住建部门摸底统计，全省因灾受损城镇住宅1.91万户，其中倒塌1597户、严重受损4111户；而因灾受损农村住房16.98万户，其中，倒塌2.86万户、严重受损4.91万户。从整体情况看，全省农村住房受损情况比较严重。

数十万户居民房屋损毁，而财险公司接到报案则寥寥无几。以河津市为例，当地政府为1800余户脱贫户住房上了保险，由国寿财险河津市支公司承保。据郭辉透露，截至10月10日，该公司共接到脱贫户报案63起，而商业化的家财险报案数几乎为0。

整体赔付率较低，与家庭财产保险保障程度不高有很大关系。各类灾害中保险理赔主要集中于财险，而财险理赔又主要集中在车险。可以说，在灾害面前，除汽车以外的财产大都处于“裸奔”的状态。

“什么是巨灾保险？没听过。”被问及巨灾保险，数位受访对象如是表示。此外，多位受访对象表示，听过家财险，但也不知道在哪里投保。

从财险公司的保费构成来看，以人保财险为例，根据该公司2021年上半年报数据，上半年人保财险原保险保费收入2518.25亿元，其中车险1207.55亿元，占比近半。而家财险原保险保费收入25.36亿元，占总保费收入1%左右，巨灾相关的住房保险数据更是没有单独列出。

民众家庭财产保障为何处于“裸奔”状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院长助理王国军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问题就在于能不能宣传到位，让老百姓(44.680, -0.10, -0.22%)知道这件事情。如果宣传到位，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就化解了，产品费率也能降下来。”

但王国军同时表示，保险公司需要考虑推广成本问题。“在城市可以线上推广和缴费，在农村地区可能要挨家挨户推销，很难实现。”

时代周报记者调查发现，在各大财险公司网站首页中，最先进入视野的均为车险及意外险产品，而家财险、城乡居民住宅地震保险几乎处于“隐身”状态，不刻意搜索就无法找到。

一方面是根本不知道、不了解相关产品；另一方面，相比于普通风险，巨灾风险的潜在损失规模更大，但是发生的概率却更低，不少人存在侥幸心理，认为没必要在为小概率事件破费。

值得一提的是，现有大部分巨灾相关保险中，保险条款缺乏吸引力。

以人保财险城乡居民住宅台风洪水巨灾保险为例，该产品保障范围包括住宅及室内附属设施及家庭室内财产，保额最高120万情况下，保费为240元。但在保险条款中，客户最关心的家中贵重物品，如金银首饰、货币票证等并不在保险标的范围内。

城乡居民住宅地震保险条款则明确保险标的“不包括室内装潢、室内财产及附属建筑物”，而我国政府对于地震救灾力度较大，灾后受损房屋基本能得到重建，住宅地震保险对于大部分潜在客户来说缺乏足够吸引力。

基于上述种种原因，需求不足已成为巨灾保险发展面临的一大问题。即使在经历了08年地震的四川，个人投保积极性依然不高。根据四川省地震局所公布的数据，2017 年7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四川地震巨灾保险累计承保164.3万户，其中，普通参保人群29.03万户，占比仅为12.7%。

供给方面，虽然已有多地展开试点，但保险公司的顾虑依然很大。

自2014 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将保险纳入灾害事故防范救助体系，建立巨灾保险制度”之后，深圳、宁波、厦门等地开展了综合性的公共巨灾保险试点，云南、四川、河北等地开展了居民住宅地震保险试点，广东省则开展了巨灾指数保险的试点等等。

而保险公司的顾虑来自于“赔穿”的压力。具体来说，巨灾一旦发生，大面积受灾，波及范围十分广泛，损失严重。保险公司可能难以承受偿付危机。

比如 ， 1992年的安德鲁飓风造成了约200亿美元的巨额保险损失， 直接导致13家保险公司破产， 并严重威胁到多家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状况。而今年河南暴雨中，汽车大量损毁，很多公司也面临“超赔”境况。

这也反映出了巨灾相关保险产品供求双方的矛盾。从客户角度来看，面临的风险较小，相关产品条款又缺乏足够吸引力；而从保险公司的角度来说，巨灾风险不属于理想的可保风险，国内对巨灾风险基础的研究不完善，对于巨灾风险区划、规律及相关数据研究不充分，单个保险公司不愿承保。

体系缺位，政府企业都着急

事实上，巨灾险体系的建立，其意义不仅仅体现在保障这一层面。

郭树清在发言中谈到：“保险业作为管理风险的行业，要在风险事前预警、事中管理和事后应对上，提升专业化水平。”

通过推动保险行业建立巨灾险体系，同时可促进灾难预防和管理水平的提高。一些经营医疗健康险的保险公司，在重大疾病种类、致病机理、药物疫苗、并发症及护理等方面的探索也卓有成效，逐渐成为这方面的引领者和先行人。

同理，以航运保险为例，国际上一些有专长的保险公司为应对海上风险，在气候、水文等方面长期开展深入细致的研究。各种动态模拟、预警、排查、阻断技术，使其成为海上灾害防控的重要力量。 

但是，面对每年数千亿的经济损失，政府呼吁以及财政干预，效果极为有限。仁和保险研究院院长王和认为，从财权的角度看，传统“举国体制”的巨灾治理资金的来源相对单一，主要是财政资金，本质是全体纳税人的资金。

事实上，各种数据表明，财政资金是推动民众参与巨灾险的主要手段。 2019年9月，农村农业部曾提到，“总体上，我国各级财政对农业保险的保费补贴比例已接近80%，在世界上处于较高水平。小麦、玉米等主要大宗农产品(6.830, -0.16, -2.29%)，农民只需承担20%左右的保费。”

另据时代周报记者现场调查，以河津市为例，为防止脱贫户因灾返贫，当地政府为1800余户脱贫户住房上了保险，保费60元全部由政府承担，保额8.5万元。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何小伟认为，“发展巨灾保险是保险行业的事情，政府部门完全交由市场解决”这一观点是对巨灾保险认识一种普遍的误区。

何小伟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地方政府在巨灾保险体系建设中的角色十分重要，“地方政府可以以本地风险为基础，与保险公司配合，增加和丰富产品供给，调动、刺激需求，扩大巨灾保险的覆盖面和渗透率。”

显而易见的是，巨灾保险不是某一家、某几家机构能完成的事，顶层设计、政府支持、市场手段缺一不可。例如9月27日，银保监会发布《关于境内保险公司在香港市场发行巨灾债券有关事项的通知》，支持有意愿的境内保险公司在香港市场发行巨灾债券。

2021年10月1日，由中再产险发起的巨灾债券在香港成功发行，为巨灾保险体系发展注入“强心剂”。中再产险总经理张仁江表示，这有助于拓宽我国巨灾风险分散渠道，丰富保险行业管理巨灾风险的手段，将很大程度上推动我国巨灾保险制度建设。

巨灾保险长期“缺位”，供求双方都存在问题。这也意味着，要破解巨灾保险困局，必须同时对供求双方进行调节。

“从目前来看，应对农业巨灾风险，提高农业风险保障水平应从两方面入手。”庹国柱对时代周报记者谈到，“一是在现在的物化成本保险基础上，加快扩大‘完全成本保险’是较为稳妥有效的途径。第二，为弥补农业保险保障水平的不足，由多级地方财政出资，建立大灾补偿基金，对遭受巨灾损失的农户，给予比较全面的补偿，包括农林牧渔生产损失，涉农财产（农房，农机，农业设施等）和人身伤亡，给予一定补偿。不仅解决其再生产的可持续问题，也解决了灾后生活困难问题。也能更好地巩固脱贫成果，较好解决防止返贫的问题。”

郭树清则建议，保险业参与灾害风险管理，从以下几方面努力：其一，在全社会的观念上，要改变政府包揽的灾害管理与救助模式，将保险纳入国家灾害救助和应急管理体系，推动保险业深入参与灾前预防、资金筹集、灾后补偿、恢复重建的各个链条。其二，在企业发展战略上，避免“就产品说产品，就费率说费率”，主动“跨前三步”，甚至“跨前五步”。保险业可与农业、地质、气象、水利和应急等部门加强行业联动，联合或资助专业机构开展灾害机理和灾害预防研究。其三，在行业经营机制上，推动形成多层次的风险分散渠道，加大再保险供给，提升风险的转移和分散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