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达峰还是有一定压力的，这不仅是能源结构的转变，而且是能源体系、电网体系的改革，碳定价以及科技的突破，几管齐下才能真正实现目标。”11月28日，波士顿咨询（BCG）中国区主席廖天舒在由《财经》杂志、财经网和《财经智库》主办的“《财经》年会2022：预测与战略”上如是表示。

波士顿咨询（BCG）中国区主席廖天舒

我国要实现3060目标还是难度很大、挑战很大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能源以及产业结构都会发生非常大的转变。同时因为目前我们的绿电和产业发展的地域是倒挂的，所以在能源结构、产业结构之上，也可能会出现地域经济格局的重整。

廖天舒认为，如此之大的变革需要政府机构、企业、金融及个人的共创合力才能产生。中央政府主要设计顶层产业发展战略，同时建立碳交易的体制和法律的基础框架，地方政府需要承接并解码这些目标，而企业作为地方经济的缩影，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在企业制定路径上多了一层困扰。同时，绿色信贷和绿色金融仍存在缺口，且民众的认知程度还远远没有达到愿意为低碳的溢价付账。

推动低碳减碳的路程，可以使用四部曲的框架，必须本着企业跟地区自身的情况因地制宜，才能真正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转变方式。此外，我们建议要减法跟加法并行，减法是减碳的方案，加法是绿色的业务、绿色的投资，但最终能否落实下去，赋能保障的体系是很重要的。

以下为部分发言实录：

廖天舒：谢谢主持人，非常感谢财经的邀请。刚才主持人提到在刚刚闭幕的英国的格拉斯哥的COP26，我们确实是一个独家的咨询伙伴，明年COP27，我们还会继续支持。在这个话题上，我们开始的投入是比较早的，十几年来在全球范围内积累了差不多1000多个项目和案例的经验，一开始这些项目主要在欧洲，因为对碳的问题关注比较早，之后上升到全世界的范围，自从去年9月份，习主席宣布了30、60的承诺之后，国内这方面的需求也非常旺盛。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在国内在双碳方面也积累了几十个项目的经验，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思路。

首先，3060的目标，压力和挑战还是很大的。达峰，李主任也说了，我国有望在2027、2028年达峰，我们认为也是可实现的，但并不代表压力不大，压力还是非常大的。因为在发达国家，自然达峰的时候经济发展的时期跟我们提到的主动达峰的经济发展时期是不同的。发达国家的自然达峰，差不多人均GDP已经两万美元，城镇化在70%以上，服务业占比是大头，而且能源分布相对较平均的时候。我们2020年承诺30达峰的时候，我们GDP人均只有一万美元，而且我们的结构是非常偏煤的，我们的产业结构也是比较重的，我们发展的效率，相对也是比较偏低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达峰还是有一定压力的。而且从达峰到中和承诺的时间是30年，发达国家的过渡期一般是40到70年，平均也是60年，从达峰到中和，等于我们的经济体量要用一半的时间达到，强度之达，时间之短，还是挑战是非常大的一件事。

也是这个原因，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能源的结构，以及产业的结构都会发生非常大的转变，说翻天覆地的变化可能也不为过，如果2060年碳中和在1.5度的情境下，等于我们要实现温室气体排放量下降75%到85%，即便是2度，也是50%到60%。我们碳非常密集的行业所面临的挑战是非常大的，能源是这两面的重中之重，今天我们以发电的能源来讲，70%左右是化石能源发电，实现我们的目标，到2050年化石能源作为发电源降到20%，这个转变是非常非常大的，还不提今天化石能源里的主体是煤，不仅是能源结构的转变，而且是能源体系、电网体系的改革，碳定价以及科技的突破，几管齐下才能真正实现这方面的目标。

不仅是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的重组，也会看到我们国家在地域上也会出现重构，因为目前我们的绿电和产业发展的地域是倒挂的，东部地区人口大省和产业大省并不是绿电的大省，反而绿电的可得性较低，所以在能源结构、产业结构之上，我们也会看到有可能地域的经济也会出现格局的重整。

这么大的变革，真正需要大主体，政府机构、企业、金融、个人的共创合力才能产生这么大的变革。政府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主要在顶层产业发展战略上做的设计，以及它是制定标准，同时建立碳交易的体制和法律的基础框架。地方政府需要承接这些目标，并且解码这些目标，在这个过程中难度还是很大的，我们有幸支持一些地方政府在双碳的路径上给一些建议。在这个过程中，首先在认知上还是有模糊的，谁来主导？如何衡量本身就是未确定的，碳排查也出现数字的不全面，口径的不统一。比如我们为一个一流的城市区域政府做这方面工作的时候发现，本区之内的能耗数据是缺失的，这也造成了比较大的困扰。更重要的是怎么让经济的发展和减碳同时精进。

企业作为地方经济的一个缩影，刚才我说到的困惑和困境，它都存在，同时还有政府政策的一些不确定性，在企业制定路径上又多了一层困扰。

金融非常重要，我们的估算，在达峰的过程中，每年需要差不多3万亿以上的资金。中和，2050年差不多需要100万亿以上的资金，虽然现在的绿色信贷和绿色金融在规模上已经是领先的，但是剥开看，缺口还是蛮大的，而且金融产品结构非常单一，跟国际标准不完全接轨，而且在融资端，现在我们还是蛮有挑战的。

个人的参与，中国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双碳的目标是自上而下的，发达国家，主要是欧洲，这些目标是非常受到民众的认同的，是自下而上推动的力量。在欧洲很多民众，是愿意为低碳买单的，低碳生活方式也是非常时尚的生活方式，中国民众的认知程度还远远没有达到愿意为低碳的溢价付账，同时也愿意承受低碳带来的一些不方便，目前这方面还需要大量的工作。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的经验是，不管大到政府还是小到企业，推动低碳减碳的路程，绿色发展，我们都是用四部曲的框架，当然这是一个框架，并不是一个标准答案，因为在这个过程之中，不管是地区还是企业，都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必须要本着企业跟地区自身的情况因地制宜，量体裁衣，才能真正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转变方式，也就是说如何按照自己的情况发展一个绿色发展战略的定位。在这之下，我们建议要减法跟加法并行，减法就是减碳的方案，加法就是绿色的业务，绿色的投资，也是要加强的。但最终能够落实下去，非常重要的要有赋能保障的体系。

怎么说呢？举一个BCG的例子，在这个过程之中所谓的保障和赋能的体系真的是重中之重，我们承诺2030年在全球实现碳中和，怎么实现呢？全球1500多个合伙人，每一个人分到个人的都有碳账户，每个月碳账户就会冒出来，当然我也可以上网查，包括我本人，因公的碳排放量，以及我所负责的项目组的碳排放量，也包括我所负责的业务板块，比如中国区的碳排放量，而且会给到你本月跟上月同比和环比是什么样的情况，跟目标差距有多大，还有哪些杠杆你没有及时利用。只有通过这样解读现在的赋能保障体系，只有可量化可视的工具，切实可行的实施路线，以及真正能够投射到业务主体上面的KPI里面和全员的动员才能真正实现减碳的路径。

对于减法和加法多说两句，减碳一般是六大杠杆，从技术的成熟到技术的前沿，在企业里面，上千个项目里我们有600个直接涉及到减碳的路径，我们建立了一个差不多200多个减碳举措的数据库，把这些举措分成六个杠杆，同时对它的技术数据、成熟度和经济效益做出评估。但这个数据库是死的，真正用到企业上面还是要活学活用，真正适合企业自身的情况。在减碳的路径上，最重要的核心，以我们的经验来说，就是划出这条减排的曲线，所有能够减排的举措，把它罗列，由易到难，由低成本到高成本，它的横轴是减碳能达到的成果，当然把这个划出来以后，企业从低成本的先做，难的和高成本的后做。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目前是高成本的，成本有可能降低，目前技术还不成熟，将来也可能变得成熟，所以这条减排曲线是整个减排路径里的重中之重。

加法，从区域、从政府来讲，怎么样更好的发展绿色的经济，腾笼换鸟，当然这也需要看这个地区的要素和禀赋，是不是有制造业的基底，是不是有廉价的绿电的资源，是不是有人才的聚集，也决定了是什么样的绿色经济或者智能、数字经济，可以比较好的发展抵消到在减碳过程之中的一些经济的影响。

对企业和投资者来说，也有不少投资的热点或者新业务的机会，技术方案已经有了，但还需要规模化的，比如可再生能源、储电桩、综合能源管理、植物基，也有的是技术本身还不成熟，但一旦突破影响巨大的，比如碳捕捉、聚碳技术、分子合成等等，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新业务和投资的热点。

综上所述，我国的3060目标实现还是难度很大，挑战很大的，但是这个背后也是政府对今后世界经济的走势的很大的承诺和预判，尤其是疫情之后，低碳的发展肯定是一个主线，这条主线不仅对人类环境可持续的发展非常重要，也会重塑经济跟政治的格局。在这条路上，中国一定是以蓝海的心态积极应对，能够成为这条路上的领军者。

能够实现这个，不仅是对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贡献非常大，也能够实现国家能源的安全，以及用绿色来可持续的、高质量的拉动GDP的增长。

最后说一下企业，世界大势，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在企业方面，低碳很可能会代替低成本，成为企业的一个竞争的核心竞争力，如果不及早拥抱，也有可能在这个洗牌里会被淘汰。第二，做远比想难得多，它的复杂度和技术含量是相当高的。第三，不要喊口号，今天双碳以及减碳的行业，以及知识积累到今天的程度，政府、资本市场不会简简单单认为你喊个口号就会认为你在这上面有所作为。最后，动作要快，因为资源是有限的，不管是绿色的金融，还是碳汇，还是绿电，这些资源都是有限的，而且成本是会上升的。

最后，祝企业能在低碳之路上绿色前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