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财经》记者 江玮 编辑 | 郝洲

采取特别举措的国家主要是高收入经济体，它们在未来几年的复苏都将维持良好的势头。容易出现管理问题的是介于发展中经济体和高收入经济体之间的国家

2021年11月26日，黑色星期五来临，美国多地商店开始打折，购物者争相购买商品，美国将需要一年多的时间使通胀回到接近2%的程度。图/视觉中国

世界经济在经历持续长达两年的新冠肺炎疫情重创之后正在逐渐恢复，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市场都将在2021年实现经济增长，这一势头将继续维持至新的一年。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预测，世界经济将在2022年实现4.9%的增长。

然而，全球经济复苏的过程中，新冠肺炎疫情反复、通货膨胀、供应链中断等种种不确定性为复苏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

从美国到欧洲，多国正在承受不断攀升的物价压力，汽油、汽车、住房食品的价格均出现大幅上涨。2021年11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6.8%，通货膨胀率为39年来的最高水平。

"美国面临的通胀是暂时的，但不是短暂的。"美国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珀森（Adam Posen）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他所领导的研究所是国际经济领域领先的独立智库。在珀森看来，美国将需要一年多的时间使通胀回落到2%左右的水平，也许要等到2023年二季度。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各国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出台了财政和货币扩张政策，以减轻疫情对经济的冲击。随着疫情的缓解和经济的复苏，刺激举措也开始逐渐退出。2013年美联储开始缩减资产购买计划时曾引发"缩减恐慌"，但珀森认为这一次的情况和2013年不同，"缩减恐慌"不会再次出现。

通胀可控，但不会很快结束

《财经》：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两年以后，你如何预期2022年的经济前景？

珀森：世界经济在2022年的前景相当不错。超过75%的经济体将实现持续复苏，其中包括中国、美国、日本等。除了印度和一些主要新兴市场的发展中世界，前景则相对黯淡，它们面临着通货膨胀、更高的利率和疫苗接种不足等问题。但对整个世界经济而言，这占了不到四分之一。

《财经》：世界经济复苏过程中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比如新冠病毒新变异毒株的出现，还有你提到的通胀、供应链问题等。你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珀森：我最大的担忧是新冠病毒出现危险的新变异毒株，只要世界上大多数人仍未接种新冠疫苗，我们将会持续看到新变异毒株的出现。我希望我们不会再经历另一个可怕毒株的到来，因为这将改变一切。

其他的不确定性还包括中国和美国在地缘政治上的冲突、俄罗斯挑衅欧洲带来的后果。我不太担心通胀和能源价格，我认为美联储在一年之内可以控制通胀问题。

《财经》：美联储一度认为通胀是暂时的，但有人也担心通胀可能会更持久。你如何看待美国面临的通胀风险？

珀森：我从今年2月就开始预测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在2022年底之前都将高于3%。因此我对目前的通胀结果并不感到意外。我认为它是暂时的，但不是短暂的，也就是说美国将需要一年多的时间使通胀回到接近2%的程度，也许要等到2023年的二季度。因此这不是短暂的，不会很快结束。但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暂时的，因为美联储不必大幅提高利率来降低通胀。它没有改变低通胀的基本趋势。

《财经》：考虑到美国面临不断上升的价格压力，美联储是否会在12月的政策会议之后采取更多行动来应对通胀问题？

珀森：我认为它们会加速缩减资产购买（编者注：12月15日，美联储在2021年最后一次议息会议上决定，从2022年1月开始将每月缩减购债规模翻倍至300亿美元）。我不觉得这会对经济造成直接影响，这只是发出了一个信号，即它们做好了不久之后加息的准备。我仍认为它们最早的加息日期是在2022年6月而非3月，在2022年6月至2023年1月之间将有三到四次加息。

供应链问题将在未来几个月缓解

《财经》：IMF预测美国经济2021年将实现6%的增长，2022年也将达到5.2%。为什么美国经济能实现如此快的复苏？

珀森：我认为这些预测有些偏高。在我看来，美国经济今年也许会实现6%的增长但也有可能是5.5%，2022年的增长将会是接近4%而非5%。然而，尽管美国面临着人们拒绝接种新冠疫苗等各种问题，美国在公共卫生上所做的努力加上财政刺激政策已经足够带来经济的复苏。

《财经》：这一次的复苏和美国之前经济经历的复苏有何不同？

珀森：的确，这一次的复苏更快，是在重新开放和大规模财政政策的联合作用下驱动的。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已经没有看到这些了。最相似的类比是美国在二战后的经济复苏，当时民用经济重新开放，加入军队的人脱下军装回到了就业市场。但即使是那样，也和这次的复苏不尽相同。

《财经》：拜登政府推行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将对美国经济复苏发挥什么作用？它会给美国经济注入新的动力吗？

珀森：基础设施法案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已经通过的实体基础设施法案，另一个是"重建更美好"计划中涉及的人力基础设施的法案，这一法案已经在众议院通过，但还未得到参议院的通过。已经通过的实体基础设施法案对美国经济增长发挥的积极作用有限，只是将原有的刺激方案更平均地从2021年延伸至2022年和2023年，这不会产生巨大的效应。"重建更美好"法案包括了很多组成部分，其中的核心部分是促进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参与度，这在未来几年将对美国经济增长起到非常显著的促进作用。

《财经》：美国港口拥堵问题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供应链的混乱也影响了美国的通胀问题。为什么我们会在这个节点看到供应链出现问题？

珀森：有很多因素，但最大原因在于美国家庭在商品消费上的突然迅速增长，这出乎大家的意料。但建设额外的容纳能力没有必要，即使你有能力这么做，因为这种程度的商品消费不会持续太久。如果奥密克戎毒株如同我们期望的那样不会太致命，我认为供应链问题在未来几个月就会逐渐缓解。

低收入经济体经历更慢复苏

《财经》：全球经济复苏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之间出现分化。你认为是什么导致了复苏的不平衡？

珀森：我认为包括印度和巴西在内的新兴市场表现得并不糟糕，存在分化的是那些低收入经济体或者发展中经济体出现了问题。尽管一部分新兴市场也遭遇了困难，比如南非和土耳其。

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负担对它们的人口、医疗需求和经济活力造成了影响。同时这些国家的收入很多来自旅游业和海外劳工的汇款。此外还有利率的提升，美联储已经做好了加息准备来缓解经济。但最终，复苏的不平衡是源于疫苗分配和公共卫生领域存在的不平衡。在面对外来或者单独的经济冲击时，新兴市场总是比高收入经济体承受更多损失。

《财经》：对于低收入国家来说，是什么阻碍了它们实现稳健的复苏？这些国家是否还有更大的政策空间？

珀森：主要是相比更富裕的国家，这些国家缺乏疫苗和公共卫生支持，部分原因在于富裕国家未能给予它们本应给予的支持。旅游业的溃败和海外劳工收入减少使得问题进一步恶化，后者对很多低收入国家是非常重要的收入来源。加之美国的通胀和加息前景影响，这是为何这些国家在经历更慢的经济复苏。

这些国家在这一周期已经采取了比以往周期更多的政策。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二十国集团去年都表示担忧，但陷入金融危机的国家比人们预期的少。一部分原因是各国央行和财政部已经比通常情况采取了更宽松和更具有刺激作用的政策。因此这些国家已经尽可能地利用了政策空间。考虑到美国、中国和欧洲都开始缩减刺激方案，它们想要再进一步也很难了。

《财经》：中国是去年唯一实现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你认为中国的经济复苏道路与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相比有何不同？

珀森：我认为中国已经不算发展中国家了，中国是一个富裕的国家。它的复苏路径更像美国、西欧或者日本，而非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有充裕的财政资源、足够的政策空间，不依赖于外部资本市场，也不依赖于旅游业或者海外劳工收入，因此不具有可比性。

中国有很多地方值得发展中经济体和高收入经济体借鉴，但它们不可能做到像中国这样。可以借鉴的地方包括，让你自己加入国际竞争，不仅是出口还有进口；如果是一个大的国家，减少内部障碍促进人员和货物的流动；允许货币适度波动，不要试图贬值货币；当需要的时候不要害怕使用财政政策；在需求浮现之前，试着先有一些储蓄；如果还处于欠发达阶段，不要完全开放资本账户。

2013年的缩减恐慌不会再现

《财经》：在过去两年，我们看到很多国家出台了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减轻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如何才能在不影响经济增长的情况下退出这些政策支持？

珀森：采取特别举措的国家主要是高收入经济体，它们在未来几年的复苏都将维持良好的势头。容易出现管理问题的是介于发展中经济体和高收入经济体之间的国家，比如巴西和印度。巴西已经开始积极收紧货币政策，这一趋势还将继续。

《财经》：发达经济体在退出这些政策时如何避免溢出效应影响新兴经济体？我们在2013年看到美联储释放的缩减资产购买信号，在亚洲和新兴市场国家引起了缩减恐慌。

珀森：我不认为2013年的情况会再次发生。总体而言，在这个周期，新兴市场和一些发展中经济体都表现出了更大的灵活性和更多的政策空间。我认为美联储的行动不会带来太多的溢出效应，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很少。

这次情况有别于2013年有几个原因。第一，世界尤其是高收入经济体国家的家庭财务情况比2013年好得很多，因此美联储的行动对实体经济的影响程度也更低。大部分非金融企业的情况也类似。有一些公司会出现债务问题，但比上一次的情况要好很多。

其次，此次经济冲击的性质不同，对于美联储何时缩减资产购买不存在太多分歧。而在2013年，关于美联储何时和多大程度缩减资产购买这些问题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财经》：在你看来，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造成的持久影响是什么？

珀森：我希望它会对人们如何看待政策制定产生重大影响。这次疫情表明我们可以在政策上形成共识，我们可以采取有力的刺激方案来应对冲击。我认为这种经历将教会人们不再重蹈2008年到2011年的覆辙。因为采取了和当年不同的举措，我们得到了更好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