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财经》记者张寒    编辑 | 王延春

《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延续了从城市看中国的视角，从区域、城市、都市圈、长江经济带四个维度看中国城市经济演化的特征。空间经济演化呈现“聚集” “扩散”两种力量。经济空间亦呈现东西向“聚中有散”和南北向“只聚不散”

北纬31度线穿过长江流域，成就了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和影响力最大的黄金经济带。

“长江经济带中上海、南京、苏州、无锡、杭州、宁波、武汉、长沙、成都、重庆等城市均位于北纬29-31度这个区间。长江沿线都市圈以及城市群正在加速崛起，呈现出由东向西横向扩散的趋势。”2021年11月2日，第19部《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下称《报告》）在北京发布，中国社科院中国城市竞争力课题组成员介绍称。

《报告》研究显示，各大城市竞争力今年重排座次。“南高北低、南升北降”趋势依旧延续。同时，“东降中升”开始出现，中部城市群上升幅度较大。今年的《报告》延续了从城市看中国的视角，提出“聚中有散”，并从区域、城市、都市圈、长江经济带四个维度看中国城市经济演化的进程。

19年来，中国城市竞争力排名跌宕起伏，这背后并非冷冰冰的数字，而是关乎区域发展、企业景气度，乃至民生冷暖的综合反映。

“东降中升”开始出现

中国社科院中国城市竞争力课题组成员徐海东在发言中表示，2021年中国综合经济竞争力前十强城市分别为上海、深圳、香港、北京、广州、苏州、台北、南京、武汉和无锡。上海超过香港和深圳，重回综合经济竞争力榜首，上升了两名。深圳和香港下降了一名。从前20强来看，除东莞上升两名、厦门上升三名、青岛下降三名外，其他城市排名基本维持稳定，表明头部城市的格局稳定。

徐海东表示，“南高北低、南升北降”趋势依旧延续。南方城市有161个城市进入排名，平均上升1.35名，北方130个城市进入排名，平均下降1.68名。

《报告》研究显示，具体来看，南方城市的综合经济竞争力排名中，有49个城市处于下降状态，有29个城市保持不变，有83个城市处于上升状态。北方城市有63个处于下降状态，有12个维持不变，有55个处于上升状态。

同时，“东降中升”开始出现。中部城市群上升幅度较大。东部城市的综合经济竞争力略有下降，头部城市的综合竞争力排名维持稳定，但是尾部城市排名呈现下降状态，总体东部城市排名平均下降1.42名，中部城市的综合竞争力平均上升了2.25名。

《报告》研究发现，东部有39个城市的排名处于上升状态，有35个城市的排名处于降低状态，但是下降城市的幅度较大，从而导致总体排名降低。中部有25个城市处于下降状态，有46个城市处于上升状态。

根据当地要素竞争力的排名，前10名的城市分别为深圳、上海、香港、北京、广州、台北、南京、成都、武汉、杭州。其中，四个城市属于直辖市或者特别行政区，七个属于东南沿海区域，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各占三名。从当地要素竞争力的全国分布来看，中心城市当地要素竞争力特别强，显著领先于城市群和都市圈内的其他城市。

从区域来看，东部有63.44%的城市在当地要素竞争力100强以内，中部有25%的城市在100强以内，东北有20%左右的城市在100强以内，西部仅有16.67%的城市在100强。从层级来看，当地要素竞争力越强的层级内部分化越严重，也就是说，竞争力较高的省份内部差异较小，竞争力较低的省份内部差异较大。比较特殊的是广东，属于竞争力较高，但是内部分化比较严重的状态。

在可持续竞争力方面，2021年中国排名前十的城市是香港、深圳、台北、上海、北京、广州、武汉、苏州、南京、厦门，11名-20名依次为无锡、杭州、东莞、成都、佛山、合肥、长沙、郑州、天津、青岛。前20强中，东南地区占据10席，港澳台占2席，环渤海占3席，西南地区占1席，中部占4席，总体覆盖了中国大致13个省市自治区。香港、深圳、台北、上海、广州等城市可持续竞争力基本维持稳定，从变化来看，杭州上升五名，成都上升六名，合肥上升六名，长沙上升九名，郑州上升七名，这十年来人口净流入的城市可持续竞争力上升比较迅速。

徐海东介绍，中国城市可持续竞争力总体呈现“南升北降”的状态，中部和西南地区可持续竞争力排名上升8.5名和10.5名。从中国可持续竞争力分布图可以看出，中部的安徽周边和西北的成渝都市圈，可持续竞争力上升较大。大部分省份内部可持续竞争力差异均在缩小，多中心的均衡发展总体强于单中心发展。

在科技创新竞争力方面，2021年中国科技创新竞争力排名前10的城市依次为北京、上海、深圳、杭州、武汉、广州、南京、台北、青岛。部分科技创新竞争力的头部城市排名较去年发生较大变化，2021年深圳、青岛、厦门、珠海、东莞等城市的科技创新竞争力分别上升3名、10名、15名、19名、20名，上升幅度较大。香港下降1名，台北下降5名。

徐海东表示，中国城市科技创新竞争力板块梯级分布较为明显。首先，港澳台地区处于第一梯队，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其次，东南地区和环渤海地区处于第二梯队，其科技创新竞争力指数占比分别达到61.82%和58.62%。再次，中部地区处于第三梯队，其科技创新竞争力指数百强城市占比达到23.75%。最后是东北地区、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处于第四梯队，它的科技创新百强城市数量占比分别为23.53%、12.82%、21.28%。

产业发展具有“南聚北散”迹象

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课题组成员郭靖表示，今年的《报告》从区域、城市、都市圈、长江经济带四个维度看中国城市经济演化的特征。

从区域层面看，中国经济的空间演化在区域维度观察到非常鲜明的特征：东西向“聚中有散”和南北向“只聚不散”。

东西向的“聚中有散”有三大表现：第一，东部人口占比扩大，高端要素继续聚集。在高端要素方面，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高端产业在东部有62%以上的人才投入，而以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业在东部制造业迁出的大背景下呈现聚集特征。

第二，中部的崛起态势鲜明，“科创安徽”引领发展。中部GDP的比重从2006年的18.67%提升到2020年的21.95%。常住人口增长率在回升。

第三，东中一体共同进步。高端要素继续在东部聚集的同时，中低端要素和成熟型产业向中部迁移。根据分区域、分行业的制造业产值占比情况，可以看出东部地区整体制造业在迁出，中部地区在加速聚集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

南北向“只聚不散”形成分化与差异，也在经济、人口和产业上有所表达：一是经济增速呈现出“南增北减”“南高北低”趋势。从经济竞争力来看，北方城市平均下降15.75名，南方城市平均上升13.63名。

二是人口上来看，“北雁南飞”。过去十年南方增长6500万人口，北方新增1100万人口，南方人口增量几乎是北方的六倍。根据猎聘网数据，2017年，人才净流入率最高的九大城市中只有北京是北方城市，在南方人才积聚的同时，北方则面临人才的流出，根据科技部的数据，东北三省R&D人才每年净流出达到几千人。

三是产业上的“南聚北散”，根据南北方转移数据和城镇化数据，南北发达省市均出现了制造业转移。北方有些地区城镇化还未达到70%的成熟城镇化时，制造业就已经提前消散了。特别是内蒙、甘肃、宁夏、辽宁、黑龙江、山西的企业注销/存续比达到74.71%的水平，说明大量市场主体在消失，导致北方多地增长乏力。

《报告》分析，从城市维度来看，有三种经济空间转化现象，分别是“大聚小散”“高聚低散”以及“成长聚集，成熟扩散”。

第一，“大聚小散”是指全国城市群内的人口和经济活动大尺度聚集，与一二线城市和中心城区向周边小尺度扩散同时发生。

第二，“高聚低散”指的是高端要素集中聚集的同时，中低要素产业分散聚集。高端产业和顶尖人才向一二线城市聚集。根据八大高端产业头部企业总部和研发中心的规律，这些研发中心和总部集中聚集在中国的四大一线城市和15个二线城市中。人才维度看，以博士为代表的高端人才依然主要聚留在一线城市之中。

同时，一般制造业向三四线城市扩散。从全国城市产业结构变化来看，2005年-2018年，共86个城市制造业占比提升，其中三四线城市占据84个，所以三四线城市已经成为一般制造业转移承接的主要空间载体。

强二线城市的迅速崛起是一线城市的“低散”和三四线城市“高聚”共同作用的结果，根据15个强二线城市相对一线城市的平均人才流动率来看，从2017年的1.11%上升至1.20%，揭示出强二线城市的人才磁场效应越来越明显。

郭靖介绍，在“高聚低散”的规律之下，也有违反这个规律的表现，就是“高散低聚”，指高端要素的分散和低端要素的聚留，典型特征是两种：一是各地盲目争夺高大上项目，匆忙上马，最后不了了之，导致高端要素的分散。二是将企业视为税源，干预企业的自由迁移和关停并转，导致过剩产能的空间聚集特征。这是低端要素的聚留现象。

第三，“成长聚集和成熟扩散”是指成熟城市的产业升级和成长城市的制造业加速聚集。结合国际经验和相关理论，对于城市化超过70%的成熟型城市，其产业结构是趋于高端化和服务化，扩散效应会占据主流；而对于成长型城市，仍然通过“外引内聚”实现制造业加速积聚，以聚集力为主导。

高端产业和人才向头部都市圈集聚

从都市圈层面而言，中国社科院中国城市竞争力课题组成员郭金红在汇报中指出，都市圈是高端要素集中聚集与中低端要素产业分散聚集，大规模要素向圈内集中与圈内中心城市向周边小尺度扩散，以及成长型都市圈要素聚集与成熟型都市圈要素扩散的集中体现。《报告》通过各地人口流动数据，分离出29个都市圈，涵盖160个城市。

目前，都市圈集聚中国大部分人口和经济活动。中国都市圈经济总量为74.66万亿元，占全国经济总量的73.48%，人口总量为8.9亿，占全国总人口的63.05%。其中，经济和人口规模最大的三个都市圈分别位于上海、广州和杭州。

其中，东部成熟都市圈扩散外溢，中部都市圈崛起聚集。以深圳为例，2005年-2017年迁出企业224家，多为食品等低端产业，迁入53家以货币金融服务为主的高端企业。从中部地区崛起的案例来看，中部地区人口近十年来增加了822万人，正建设智能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等产业基地。

从能级来看，头部都市圈高端要素加速聚集；成熟都市圈的低端产业外溢与高端产业承接并行。北京三产与二产比例从2005年-2018年增长85.79%；2020年最具人才吸引城市的前五名分别是：北京、杭州、上海、深圳和广州，可以看出高端产业和人才正向这些头部都市圈积聚。

郭金红表示，长江经济带形成的都市圈和城市群值得关注。北纬31度线是中国重要的经济地理分界线，这条线正好穿过长江流域，界定中国经济权重分布。

第一，长江经济带聚集了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是中国影响最大的黄金经济带。长江经济带覆盖了沪、苏、浙、皖等11个省市；2020年，长江经济带总人口约为6.06亿人，约占全国的42.92%，地区生产总值为47.16万亿元，占全国的46.42%。2021年中国经济竞争力排名前十的城市中，有五个位于长江经济带，排名前20个城市中有10个位于长江经济带，同时长江经济带核心城市还在进一步聚集，比如成都、杭州、重庆、长沙这些城市人口还在继续聚集。

第二，核心城市“扩散”带动长江流域都市圈发展。以合肥、成都、武汉、南昌、重庆、贵州、昆明、长沙都市圈和长三角都市连绵区九个都市圈为例，十年间人口增加3400万，占全国人口增加的47.18%。如果将这九个都市圈合并统计为长江流域都市圈，那么其下辖城市人口体量达到3.67亿，且过去十年人口增长率10.21%。整体来说，长江经济带的核心城市扩散和带动作用日益凸显，带动了周边城市共同发展，逐步造就了长江流域都市圈的崛起。

第三，长江经济带都市圈承载高端产业群，但以低端产业外溢为主。以上海为例，其较为低端的产业逐渐以迁出或登记扩散的方式转移至周边或其他城市。从高端要素集聚角度来看，上海、江苏以及浙江等优先发展电子信息、医药、机械、航空航天、汽车、新能源、新材料。从定位来看，长江经济带下游沿江地区重点发展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中游沿江地区还需要加快转型升级，上游沿江地区要突出绿色发展，重点发展区域优势特色产业。

第四，城市向农村的“扩散”造就长江流域融合发展。数据显示，长三角经济区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明显领先，中三角经济区和成渝经济圈的收入比较接近。从城乡收入比来看，长三角经济区是最小为1.96，中三角经济区次之，最后是成渝经济圈，但它们都明显小于全国平均水平，总体来说，长江流域的城乡差距较小，城乡融合较好，体现出既要质量又要公平的特点。

中国超大特大城市健康水平有待提升

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倪鹏飞对除了中国以外的全球60多个超大特大城市进行分析，将其分成四类：欧美发达城市、亚洲发达城市、亚非落后城市、拉美和俄罗斯城市，发现四种城市有不同的特点。简言之，欧美发达国家的人口规模、密度和开发强度都不高，但是经济效率、功能水平较高。亚洲发达国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开发强度比较高，经济效率也比较高，而亚非落后地区、拉美和俄罗斯地区人口规模、人口密度相对比较高，但是经济效率和功能水平偏低。

总体上，欧美发达国家和亚洲发达国家的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更加健康。基于这些经验，倪鹏飞团队提出超大特大城市健康基准和理想标杆。

从健康基准与理想标杆出发，倪鹏飞提出，超大、特大城市面积最好不超过6000平方公里，半径不超过45公里，理想的面积是3500平方公里。都市圈的中心区最大的容忍面积是700平方公里，理想的是300平方公里。都市圈最大人口量不超过2500万，最好在1400万或者1500万左右。中心城区人口最好不超过800万，理想的是450万-500万。超大、特大城市的开发强度总体上不超过0.3，中心区不超过0.7。中心区的理想人口密度最好在15000人/平方公里以下，整个都市圈的人口密度大概是4000人/平方公里。

那么，目前中国超大特大城市发展中的问题体现在哪里？《报告》认为，第一，中国的超大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偏大，大部分都超过一千万，并且还在进一步增加。第二，中心区域人口密度偏高，很多城市中心区超过20000人/平方公里，甚至超过东京的人口密度。第三，超大特大城市的经济规模和经济密度相对较低。第四，产业层次相对较低，输出型产业发展不足。产业布局待优化，分工协作与多层嵌套欠缺。第五，从功能上来看，很少有全球顶尖的功能，比如科技、金融从排名上来说不错，但是真正从产业环节上来看，处在顶尖位置的比较少。城市功能层级较低，输出性功能较弱。

倪鹏飞表示，总体上看，中国超大、特大城市存在诸多问题，比较典型的是房价收入比偏高，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较严重，城市生活质量相对较低。

对此，倪鹏飞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是制定多层嵌套的大都市圈空间规划。二是建设多组团、多中心、多层级的城镇体系。三是积极引导市场来推动特大和超大城市高端聚集和低端扩散，把相对低端的非核心功能扩散到周边，同时聚集全国、全球更高的资源。四是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公共产品优化布局，用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扩散来引导人口和产业的扩散。五是创新功能疏解的体制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