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学分析来讲，从过去几十年成本收益分析，到现在成本有效性分析，成本的概念已经发生变化，认识这个问题对于我们认识碳中和未来的发展路径非常重要。”11月28日，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部负责人、中金研究院执行院长彭文生在由《财经》杂志、财经网和《财经智库》主办的“《财经》年会2022：预测与战略”上如是表示。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部负责人、中金研究院执行院长彭文生

彭文生提出，传统上的应对气候变化成本收益比较分析，主要是碳价格的概念，碳排放经济活动带来的收益是个体的，损害由社会承担，为了纠正这样的外部性，我们需要提升化石能源的使用成本，也就是碳排放的社会成本。

现在的气候经济学的分析是，在一个目标明确的情况下，怎么样以最低的成本实现这样的目标。这种情况下，就需要一个新的分析框架，把碳价格这个单一的概念扩展成绿色溢价的分析框架。

而降低绿色溢价有三个路径：第一是过去几十年讨论的碳定价，第二是技术进步，降低清洁能源的使用成本，最后是社会的治理。

彭文生认为，促进碳中和从根本上还要靠技术进步，科技创新也需要公共政策的干预，不仅体现为政府的投入、研发的投以及在绿色技术、绿色转型方面的投入，也涉及到政府公共政策设计什么样的市场，关键还是政府如何动员社会的资源，发挥市场的激励机制，来引入、投入，促进科技创新。

以下为部分发言实录：

彭文生：谢谢主持人。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对未来的看法，绿色转型、碳中和，有相对乐观一点的，有相对悲观一点的，如果看长远的潜力，相对乐观一点，看短期的转型，如何把潜力怎么发挥出来，可能会看到的有好多问题多些，或者需要吐露的东西。从经济学分析来讲，它就是一个成本问题，实现碳中和是需要付出一定成本的，怎么理解这个成本和碳中和的关系？我今天从经济分析的角度跟大家分享。

经济学研究气候问题，气候经济学分析碳减排的问题已经有几十年时间，为什么在过去效果有限？或者人们也不是那么重视，为什么这两年开始全球的重视程度大幅增加？我把它总结为过去的经济学分析是一个成本收益，比较一下碳减排的成本是多少，减少一吨二氧化碳排放，当前经济活动要付出的成本是什么？收益就是几十年以后或者上百年以后，因为碳排放减少，气候问题，地球变暖，伤害降低，这是一种收益，我们把这两个比较一下。

从经济学分析来讲，过去几十年成本收益分析，到现在成本有效性分析，成本的概念已经发生变化，认识这个问题对于我们认识碳中和未来的发展路径非常重要。

传统上的应对气候变化成本收益比较分析，主要是碳价格的概念，二氧化碳排放是一个所谓负的外部性，碳排放的经济活动带来的收益是个体的，比如发电厂，煤电发电的受益是个体的，碳排放带来的危害是整个社会承担，不是某一个地区、某一个国家，而是整个全球。所以要纠正这样的外部性，我们需要提升化石能源的使用成本，也就是碳排放的社会成本。问题是碳排放的社会成本怎么确定，应该在什么水平？争议很大，主要是两个原因：碳排放的外部性是超时空的外部性，它的危害是长远的，今天排放的二氧化碳的损害不是马上体现出来的，可能几十年以后才会充分体现出来。几十年以后的损害到底有多大呢？气候变暖，地球温度提高31.5度，上升2度，上升3度，危害到底有多大？这是有很大争议的，也就是说有比较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涉及到发达国家和低收入国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当代人和后代人，我们现在做碳减排，实际上是为了子孙后代，但当代人要付出一定的成本，怎么来平衡？这就是过去传统成本收益比较分析的问题，所以国际逻辑协同特别困难，有长远的不确定性问题，有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对于当前和后代人的利益平衡有不同的取舍问题。

过去几十年正因为这样的争议，效果有限，一个体现是碳的价格有很大的争议，比如我列出的两届美国政府和两个学术界人士，201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威廉罗德豪斯教授估算的一吨二氧化碳排放的价格或者社会成本是37美元，另外一个经济学教授伦敦经济学家的，他估算的是266美元，这差别就很大。一个重要的差别是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利益怎么平衡。另外一个差异，两届美国政府，奥巴马政府当时估算是42美元，到特朗普政府是7美元，由此我们就不奇怪为什么特朗普政府上台马上退出巴黎协议，因为他认为长远的伤害不是那么厉害，所以由此就很难有共识。

现在的问题是，过去两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现在的变化是什么呢？不再争议长远的危害有多大，所以我现在要采取多大的力度，应该付出多大的成本，碳价格应该定在什么水平。？现在是目标已经明确，欧美、日本2050碳中和，中国2060，最近印度说2070，目标已经明确。现在的气候经济学的分析是，在这样一个目标明确的情况下，怎么样以最低的成本实现这样的目标。这种情况下，要求一个新的分析框架，我们中金公司研究部和中金研究院今年出的这本书《碳中和经济学》，把碳价格这个单一的概念扩展成绿色溢价的分析框架。

简单来讲，绿色溢价就是清洁能源成本和化石能源成本之差，现在的清洁能源成本高于化石能源成本，所以经济主体、个体没有足够的动力从化石能源转换成清洁能源，这里讲的清洁能源成本不是一个简单的，风电、太阳能发电的成本，它和整个电力工业系统相关的，比如储能、供电系统的稳定性等等。

怎么样降低绿色溢价，怎么样把绿色溢价从正的降低为负的，让清洁能源成本低于化石能源成本？我们认为有三个路径：第一，过去几十年讨论的碳定价，碳税或者碳交易市场形成的价格，增加化石能源使用成本。第二，技术进步，降低清洁能源的使用成本。第三，社会的治理。有一些不是市场价格能够体现的，也不是直接体现为某种形式的技术进步，它是一种社会的价值观，社会的基础设施设计，绿色标准的制定等等，更广意义的经济的绿色转型。

这三个方面是互为补充的，相辅相成的比如说，技术进步重要，但技术进步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需要经济激励机制，经济激励机制的一部分就是碳的价格，化石能源成本上升才能促使人们投入资源到清洁能源的技术进步。

我们的行业研究员做了一些估算，这是我们估算的中国的绿色溢价指数过去五六年的变化，看到了明显的下降，头几年下降的斜力是比较陡峭的，最近几年下降有所缓和，现在从整个体系来讲遇到一些瓶颈，可能需要变革性的改进，比如技术进步，或者在碳价格和政策设计上有更多措施。

从技术进步来讲，有一个值得我们重视的是，清洁能源和化石能源的差异，化石能源是一个自然禀赋，中国有煤炭，中东有石油，这是自然禀赋，很难改变。清洁能源是一个制造业属性，它和技术和一个国家的经济体的制造业能力有关系，而制造业，技术应用引入有重要的经济学的特征，就是规模经济。规模越大单位成本下降的越快，这是中国在绿色转型中面临的一个发展机遇，我们要做的好，或者全球的绿色转型做的好，中国的受益相对来讲可能会更多，因为我们有比较大的消费市场的规模，我们也有生产规模，所以规模经济在中国可能体现的更明显。

但总结来讲，要实现刚才讲的规模经济是有挑战的，碳中和一个关键的问题，从经济行为来讲，是我们面临一个新的约束，我们这篇报告的副标题叫“新约束下的宏观和行业趋势”，我们人类社会和自然资源要和谐相处，自然资源是一个约束，过去我们没有重视这个问题，没有重视这个约束，现在我们把这个约束显性化。显性化体现在什么方面呢？一个就是碳定价，碳的价格也是在逐渐摸索的过程中，比如碳税有很多争议，现在的碳交易市场形成的价格，中国今年7月份全国成立全国统一的碳交易市场，它是政府设计出来的市场，它的价格取决于政府对碳排放量的设定，碳排放下降的速度有多快，直接决定了碳交易市场的价格，它是一个政策制定的价格。也就是说我们面临的约束，不是传统上大家简单理解的市场定价，最终还是回到了人们对当前成本承受程度有多大，包括今年面临的能源问题，中国的煤炭、欧洲的天然气，本质上讲，都是涉及到我们愿意为子孙后代在当前承受多大的成本。这就很难有共识了，在成本或者冲突比较高的时候，人们很容易把当前的利益放在重点，几十年以后，这个痛苦大家感受不到。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提出的绿色溢价，具有更高的可操作性，因为我们不仅聚焦碳排放的社会成本，碳排放的使用成本，我们还聚焦清洁能源的技术进步，制造业视角。，所以未来的碳中和带来使得经济的的是供给受攻击手到约束，带来成本上升、经济受到冲击，经济下行压力，也就是类滞胀的压力。全球经济面临的是滞胀的问题，还是发展新机遇的问题，这两个可能性都有，短期内有可能滞胀或者成本的问题更突出。长远来讲，随着技术进步，我们更多的是发展机遇。

所以，促进碳中和从根本上讲海是要靠技术进步，靠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是关键，但问题是科技创新、技术进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因为科技创新、技术进步也有外部性，它的外部性和碳排放正好反过来，它是正的外部性。科技创新的投入是个体的，但它的成果是整个社会共享的，由此导致个体投入的积极性  可能没那么高，个体投入加总低于整个社会所需要的理想的创新投入水平，怎么办？科技创新也需要公共政策的干预，需要政府和市场建立一个伙伴关系。它不仅体现为政府的投入，研发的投入，在绿色技术，绿色转型方面的投资投入，也涉及到政府公共政策设计什么样的市场，比如碳交易市场就是个突出的例子。碳交易市场本来是没有的，完全是政府设计出来的，政府设计出来这个市场能不能有效发挥作用呢？碳中和需要国际协同，不同国家的碳交易市场之间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如果按照欧洲人的观点，应该全球的碳交易市场是相通的，碳交易形成的价格应该是统一的。但是每个国家发展阶段不同，每个国家经济运行的模式不同，政府的行政和市场角度不同，碳交易市场形成的价格应该是一样的吗？有很大的争议。

所以总体来讲，关键还是政府如何动员社会的资源，发挥市场的激励机制，来引入、投入，促进科技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