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过去两年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出口的拉动，但这个出口拉动在一定意义上是临时性的，因为我国疫情控制住了，别国没有控制住。”11月27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在由《财经》杂志、财经网和《财经智库》主办的“《财经》年会2022：预测与战略”上如是表示。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

在黄益平看来，根据国际货币基金对明年GDP增长的预测，发达经济体明年大概平均增长4.5%，发展中经济体明年大概增长5.1%。这两个不同群体之间的增长差又回到了0.6个百分点，这是所说的明年的新的新常态，这可能不是一个长期的现象，也可能是一个短期的转型。

出现导致新的新常态的原因有很多，具体讲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疫情对各国经济冲击的程度很快会出现更大的分化。二是美联储政策调整可能会导致经济表现的分岔。

疫情防范可能需要我们进一步采取比较恰当的措施，欧美已经准备放开疫情管控，我们到底放不放？我们能不能放？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美联储的政策调整对很多国家会造成冲击，我国也会有货币贬值的压力，资本外流的压力，甚至资产价格下行的压力，如果碰到这些情况怎么办？怎么避免让这些问题不会变成严重的后果，只是一个金融市场的调节。

他分析，明年经济的政策空间还是非常大。明年能不能很好地利用政策空间来稳住经济增长非常重要，其中跟疫情有关，我国过去两年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出口的拉动。如果现在世界经济都开始复苏了，我国出口速度可能会明显下降。用什么新的增长来稳定宏观经济，这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以下为发言实录：

黄益平：祝贺《财经》年会再次召开，我也很荣幸来参加今天的讨论，其实我就想讨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我的一个猜想，全球经济明年可能出现所谓新的新常态。展开这个问题具体说三点：第一，解释一下我说的新的新常态是什么意思。第二，为什么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形？第三，这样的情形出现对中国可能意味着什么？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可以回忆一下有一个金砖国家的概念，最初是高盛的首席经济学家在报告中提出的。他提出的一个主要思路是说，在过去，尤其是二战以来的阶段，世界经济增长主要是由发达国家引领，但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经济的格局可能会发生改变，所以他所谓的金砖就是“Brick”，主要讲的是四个经济，有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他认为这四个国家在未来几十年以后，在世界经济当中会占到举足轻重的地位，这就是他所说的新常态，新格局。

我们都知道，现在有一个金砖国家的组织，上海有一个新发展银行，金砖国家共同组织成立的新的国际组织，在成立这个组织的时候加入了南非，它们可能会引领这样的一个经济发展。

从数字上来说，为什么在新世纪初后经济会进入所谓的新常态？新常态大概是什么意思？我看了一下历史数据，简单看一下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每年GDP增长速度的差。在1980年到1999年的20年间，它们两个群体的平均经济增长速度的差是0.45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在那段时间，发展中国家平均的经济增速比发达国家快0.45个百分点，不到半个百分点。这个表现对发展中国家不是特别好。

一般有一个经济后发优势，水平比较低，增长速度应该比较快。但事实上，在上个世纪最后20年，就是很多新兴市场国家开始走上全球化道路的20年，很多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的增长表现并不是非常理想，很多年出现了很多负增长。在80年代、90年代一再出现了债务危机、金融危机，拉美的、亚洲的都有。所以这是我们在前期全球化经常看到的现象，其实世界经济增长还是由发达经济体引导。 

但是进入本世纪以来，也就是提出金砖国家的概念以后，确实在那一段时间新兴市场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速大幅度提高。看2000年到2019年这20年的GDP增速，两个群体之间的差异上升到了3.65个百分点，确实很明显地看到发展中国家开始引领世界经济的增长，这就是过去经常说的经济新常态，世界经济的新常态。

但我觉得今年或者明年可能会出现一些变化，这个变化我会引用IMF的预测，我看的并不是具体数据预测是多少，更关心的是不同经济体之间相对增长的变化。看国际货币基金对明年GDP增长的预测，发达经济体明年大概平均增长4.5%，发展中经济体明年大概增长5.1%。这两个不同群体之间的增长差又回到了0.6个百分点。刚才我说的在过去20年这两组之间的增速差异是3.65个百分点，接近4个百分点，但到明年一下子回到了几乎上个世纪最后20年差不多，就是0.5个百分点左右。

这是我所说的有可能明年的新的新常态。我说新的新常态这个词可能很多人觉得是一个过渡期的情况，再过两年又恢复到了过去一段时间。你也可以不同意用这个新的新常态概念，我想说的是未来一两年、两三年，世界经济格局会和过去一段时间不太一样，很可能和上世纪最后20年更加类似，这是我说的新的新常态的概念，这一点对于世界各国都有很重要含义。

除了GDP的增长，我也看了IMF关于出口的预测，明年世界经济的增长可能还是会比较强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各国出口增长的预测，发达国家明年平均增长6.6%，发展中国家明年平均增长5.8%，这也是非常难得的罕见情况。在过去一般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基数比较低，增长比较快，出口的扩张也比较快，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但明年出现了一个反常的现象，这就是我说的第一点，什么是我所说的新的世界经济的新常态。再说明一点，这个所谓的新常态，可能不是一个长期的现象，也可能是一个短期的转型。

解释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觉得背后的因素很多，具体讲两个方面的因素，有可能会直接导致现在所说的新的新常态。

第一，疫情冲击。疫情对世界各国的经济都造成了比较大的冲击，除了中国和个别的经济体以外，在过去这一两年经济明显萎缩，但现在看起来，有可能在慢慢走向结束，但到底什么时候结束，说实话我们也不知道。去年我参加《财经》年会的时候，也说疫情即将结束，现在还没结束，所以预测本身不是那么准确，但是有可能慢慢即将过去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疫情对各国经济的冲击差异不太一样。虽然去年都一样，在往下走的分岔会变得更加明显。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疫苗，发达经济体到现在估计大部分想打疫苗的基本上都打了，但是在发展中国家的情况非常糟糕，绝大部分国家都没有足够的疫苗服务他们国内的老百姓，甚至有的根本就没有。这种情况如果延续下去，会加剧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分岔。我们已经看到，像北美、欧洲已经开始慢慢开放它的国境，但很多发展中国家可能会比较难，最近又看到南非的病毒变异，甚至又有传播的迹象，美国政府又宣布了对个别的国家加强关于旅行的限制。这样的一些进展，意味着对明年的经济来说，疫情对各国经济冲击的程度很快会出现更大的分化。

我再用一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到2022年年底，和疫情冲击以前相比较，世界经济可能还会低3个点，意味着即便到明年年底，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世界经济经过2020年的冲击，2021、2022年的复苏，到2020年底仍然没有回到疫情冲击以前的趋势水平，说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可能是长期的现象。

但这里有一个有意思的数据，他们的预测是发达国家基本上都能回到疫情冲击前的趋势水平，中国也能够回到疫情前的趋势水平，剩下的3%都是谁贡献的？都是剩下的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国家，这也就意味着即便到明年年底，我们来看疫情对各国经济的影响，会出现非常明显的分岔。发达国家基本上都能修补回来，但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除了中国以外的发展中国家的冲击仍然会非常严重，这是疫情导致的经济表现的一个非常明显的分岔。

第二，可能会导致经济表现的分岔的是关于美联储政策的调整。现在大家讨论到底什么时候开始调整，什么时候减少流动性的数量，什么时候会加息？这些问题还有一点不确定性。但是最近拜登政府已经明确提名鲍威尔连任，同时提名布雷纳德女士担任副主席，应该说对货币政策的可延续性提供了一定的保障。

什么时候会加息，什么时候会正常化的这个时间点，对市场人士很重要，对我来说没那么重要。我们知道它的货币政策要出现调整是很重要的，因为美联储是世界上最主要的中央银行，美元是国际储备货币，当美联储开始宽松的时候，世界各国都会获益，当美联储紧缩的时候，世界各国都会受影响，其实在全球危机期间我们已经经历过这样的过程。

在2008年、2009年美联储开始实施大幅度宽松货币政策，各国所感受的，主要是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国家四件事情：一是大量的资本流入，二是市场利率下降，三是货币升值，四是资产价格上升。如果这几个方面综合起来发挥正面作用，对经济增长会发挥积极的作用。这是宽松的时候我们感受到的结果。但其实货币政策宽松到最后总是要正常化，要收紧，收紧的时候其他国家就会受到影响。在上一轮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的时候，很多国家经历了金融危机，土耳其、南非、俄罗斯的日子都非常难过。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大家记忆深刻的2015年8月11号汇率中间价改革，当时的改革引发了对贬值的预期，资本外流的压力等一系列的问题。这当然是因为那天的汇改导致的一些预期的改变。但其实有一个更宏大的背景，我们一般很少讨论，当时恰恰是美联储正处于正常化货币政策的时候，人民币贬值的压力不是在8月11号产生的，是在2014年年底就开始形成了。只是一开始央行没有采取措施，所以市场认为也许央行不会扰动，一旦动起来引发了一些问题，对我们来说，导致了金融市场的波动，对有一些国家导致了金融危机。

这样的一个故事，我们今天重温一下是很有意义的，它的实际意思是，当美联储开始回调货币政策，很多发展中国家又要重新遭遇几年前碰到的问题，可能货币会有贬值的压力，资本会外流，甚至资产价格会下降，最后的结果对每一个国家不太一样。金融市场有一些波动很快就过去了，如果你的经济基本面比较不健康，有可能导致灾难性的结果，就像上次一样。这次市场人士又开始担心一些国家，土耳其又在名单上，还有埃及、罗马尼亚、斯里兰卡。什么样的国家比较让人担心？就是国内金融体系比较脆弱，货币被高估的程度比较高，政府负债太多等，经济基本面不好也很难承受大量资本的进出，很容易出现比较严重的后果。如果本身金融体系稳健，经济基本面很好，也许不是很大的问题。但恰恰我们知道，有不少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不是特别好，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值得关注的，这可能会导致所谓的新的新常态的第二个原因。

总体来看，确实有一些具体的因素会使得今年、明年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经济表现出现逆转，这个逆转就是新的新常态。

最后简单讲一下，这样一个所谓的新的新常态对中国可能意味着什么？说三点：第一，疫情防范可能需要我们进一步采取比较恰当的措施，去年我们的疫情控制做的比较好，经济复苏也比较早。但欧美已经准备放开了，我们到底放不放？我们能不能放？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我最近接到好几个通知，邀请我去加州圣地亚哥参加中国论坛，我可能可以去，但可能回不来，或者回来以后就很难回学校上课。这样的一些问题，将来不光是我会碰到，很多企业界、商业界的人都要碰到，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好消息是，今天我看到一条消息，香港和大湾区准备开始通了，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过去靠零容忍把它管制住了，将来怎么办？是我们需要认真思量的，我不是医学问题专家，就不多说了。但这个肯定会影响明年的、今后的经济发展的态势。

第二，我们也需要注意一些金融风险的因素。美联储的政策调整对很多国家会造成冲击，我国也会有货币贬值的压力，资本外流的压力，甚至资产价格下行的压力，如果碰到这些情况怎么办？怎么避免让这些问题不会变成严重的后果，只是一个金融市场的调节。更值得关注的是在去年不计一切代价的政策过去以后，我们综合性的杠杆率、非金融杠杆率已经上升了22个百分点，占到GDP的280%，这中间高负债，如果出现流动性的波动，是可能造成一些严重后果的。

去年的时候我参加《财经》的活动，担心两个领域会有金融风险，一个是地方负债，一个是银行不良率。银行不良率是因为中小企业贷款发了很多，最后会导致一些问题，这个问题今年没有爆发出来，并没有成为一个系统性的问题。但明年不良率是不是又会出现，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房地产市场的问题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当杠杆率非常高的时候，金融体系就会变得相对比较脆弱，如果有一些冲击，尤其是对流动性的冲击，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第三，我们对增长可能需要高度重视。李扬老师讲的我们的增长减速速度比较快，明年经济的政策空间还是非常大。我觉得明年能不能很好地利用政策空间来稳住经济增长非常重要，其中跟疫情有关，我们过去两年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出口的拉动，但这个出口拉动在一定意义上是临时性的，因为我们疫情控制住了，别人没有控制住。如果现在世界经济都开始复苏了，我们出口速度可能会明显下降。我们用什么新的增长来稳定宏观经济，这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谢谢大家！